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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跨境电商退运阻碍******

　　扫除跨境电商退运阻碍

　　李鸣涛

　　跨境电商出口退运的税收优惠来了 。近日 ，财政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 的公告》，降低跨境电商企业出口商品退运成本，积极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 。

　　近年来，解决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 的便利化问题，进一步降低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运营成本 ，备受关注 。海关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含B2B)2.11万亿元 ，其中 ，出口1.55万亿元 ，进口0.56万亿元。如按电商企业平均10%的退换货率计算，去年一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商品的退换货金额影响不可小视 。当前 ，大量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退货商品，因退运国内物流成本高 、进境要求严格且手续复杂等原因，滞留在海外仓库中，需要支付高额 的仓储费用 ，最终大多数商品只能在海外低价促销或销毁 ，造成大量损失。尤其对很多小微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而言，退换货的处理成本蚕食了相当大比例的企业利润。

　　2022年9月 ，商务部发布的《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 ，加快出台便利跨境电商出口退换货 的税收政策 。而此次出台的政策，将为跨境电商出口企业挽回不少退运成本，减少企业后顾之忧 ，稳定外贸企业预期。为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流程与规定，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 ，降低操作门槛与企业退货入境成本 ，下一步可建立起从采购、出境、仓储、销售到退换货处理 的全过程完整闭环。

　　降低退换货条件 。按照国家进出口关税条例，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 ，出口货物自出口之日起1年内原状复运进境 的 ，不征收进口关税。这一规定主要 是针对一般贸易货物出口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商品发生退货的原因普遍多样 ，加之境外电商平台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很多商品都是经过短暂使用后不满意而发生退货，产品的品质和规格可能并无问题 。此次新政策在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运原因上不再强调因品质或规格原因，“滞销、退货” 的表述更符合跨境电商商品特点 。

　　优化退货税收政策。对于出口货物和已汇总形成报关单 的9610出口商品来说，如何证明商品未退税或退税已补税， 是复运进境不征税的重要条件 。按照目前规定，退货企业需要向税务部门申请开具相关证明，申请时需要向税务部门提供申报表、报关单 、出口发票、税收通用缴款书原件及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对此 ，可考虑利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等，一站式提交相关申请 ，提升管理部门审核效率；同时针对退货商品 的特点和属性 ，在补缴税款方面制定特别政策。

　　探索邮包自发货出口退货处理方式。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中，还有大量 的小微卖家采用自发货模式通过邮政小包 、商业快件等向境外消费者递送商品，出口报关 是通过邮件通关 ，尚未纳入跨境电商通关报关体系内。这种方式下的退货商品 ，如退回国内也只能通过个人邮包 ，成本非常高昂 。可考虑实施邮包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集货模式 ，在海外设立退货商品集货仓统一批量退运回国内，以降低退运成本 ，并在通关 、税收方面探索相应管理措施。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 。从法律上讲 ，该案已画上了句号 ，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 。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 ，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 的定向募捐 。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 的范畴 。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 ，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 ，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 ，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 ，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违背公序良俗 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就此案来说 ，法院 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 的 是非曲直 ，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 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 的是人间正气，呼唤 的 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 ，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 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 的必然要求 。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 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 ，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 ，鞭挞丑恶自私 。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 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 ，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 ，对此 ，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 ，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 ，乃至后续 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 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 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 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 ，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 ，从而容易博取同情 ，进而获利 。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 ，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 ，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 ，个人求助 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 ，不 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 的基本准则 ，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 的人 ，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 、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